但是两类做法背后的理念基础存在差别。

在提出这一论断之前，讲话先提及目前，我国司法人员和经费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体制，司法权运行受制于当地，司法活动易受干扰，然后再提出司法权从根本上说是中央事权。议行合一原则背后隐含的深层政治理论是，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统一行使主权，而主权本身是不可分割的，这实际上就是人民主权的基本原理。

司法解释对于司法制度的介入，需要受到权力分工等因素的较大限制。不难看出八二宪法的起草者是刻意在此处强调，国务院有关司法方面的职权仅限于行政权性质的司法行政，而不涉及司法制度。2023年《立法法》修改删去了这一限制条件，使得此类决定介入司法制度不再面临特殊障碍。这一论断正式见诸文字，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月7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但是实践中，法院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并不仅限于审判。

对此需要注意两点：首先，现有研究已经通过缜密的分析指出，随着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变革，司法地方保护的激励逐渐弱化，障碍性条件逐渐增多，来自上级法院的干预转而成为主要问题。因此在立法实践中只能退而求其次，先以决定的形式作出规定。采用汉语法学的提法，首先是基于时间上超越当代中国法学的考虑。

应该说，认定权或法权何者为实践法学核心概念，并无实质差别，更多的是形式意义，用不着特别计较。法现象只能以概念的形式进入法学思维。在选取基本研究对象和认识法现象的方法方面，实践法学重视经验和感官自觉，但不崇尚经验主义，而是倚重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本质主义方法，故特别借重通过探寻和把握在相关法现象后面或下面决定着该现象之所以是该现象而不是别的现象的根本特征的方法来认识相关的法现象本身。 [此文的压缩版发表在《法商研究》2023年第3期第57-71页，这里发表的是未经压缩的全文。

无论如何，在确定法学基本研究对象后，成功走完上述第一条道路，在获得最抽象概念后，逻辑行程改走从获得的抽象概念向理性具体上升的第二条道路，并以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运动生产出包括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在内的整个范畴体系。[19]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没有像前人那样选择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展开研究，而是选择商品作为经济的细胞形式展开研究。

说它们是构成细胞的单元，并不是说它们不可以被分解为更小单位，而是说实践法学把由它们三者构成的权作为基本研究对象，而它们本身也是重要研究对象。一个名词如果只反映所指称现象的范围，它至多是一个二维的平面概念。该构想包括九个要点，其中主要是：将权利和权力看作最重要的法现象。这不能不说是盲目排斥本民族特有优质法学资源乃至文化资源的表现。

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所以，在时间上超越当代做研究的时候，用汉语法学指称包括当代中国法学论著在内的以汉语刊行的法学文献或读物，是必要而恰当的。这种状况早就应该有所改变。按上述标准，汉语法学迄今还没有产生过真正属于自己的一般理论，延续一百多年的汉语权利义务法学只是外语权利义务法学的分支或其在中国的延展，其中核心的东西都不是本土创造的，而是外来的。

法权概念的对应实体,是进入以宪法为基础的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各种权。笔者这样说，并不是只看到自己民族语言特定方面的优势，看不到其特定方面的劣势。

使用汉语拼音quan、faquan译之，是创新词的可行选项之一。[17]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15、259页。

[34]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纪念版，第370页。如果它除了反映所指称现象的范围外，还揭示出相关现象的一个或一个以上层次的本质，以及它们的外部联系或相互间的关系，它就是立体概念。这是基本事实，也是清晰的逻辑，人们只要尊重事实、尊重逻辑，就能顺理成章地得出法权是我国当代法律实践中最为广泛的制度性存在的结论。因为，从根本上说，它们是同样内容在三个层次的不同表现，若说有不同，那也只是在转化或还原过程中有时间差。以探寻权利和权力确切的社会经济内容为重点从根本上说明权利和权力本身的属性，并将两者区分开来。我国是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当今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按严格的学术标准，我国法学却一直没有基于本国特有的法律实践选定自己的基本研究对象、没有抽象出本土的、本民族的法学核心范畴。

在这个过程中，不少相关学人似乎对20世纪上半叶各个年代法学基础性教材反反复复阐明过的以下情况不了解或视而不见：权利或权利义务话语源于西语法学，由日语法学翻译引进日本，清末留日法律学者和汉译日语法学出版物又将其引进中国，并在30-40年代完成定型。相对而言，西语法律文本和西语法学原创出版物在权和法权面前，倒是实实在在地表现出了局限性。

三、实践法学话语体系的相对优势和正当性马克思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应该说，认定权为核心范畴在形式上是最恰当的，但是，考虑到权的最基本或最主要的构成要素是法权，而且实践法学将要把主要研究对象集中于法权，所以，这种理论将法权确认为核心概念。

事实上，仅就我国狭义的法律体系看，其中就大量、常态化地使用着单字名词权。如果我们把逻辑范畴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设想把运动的逻辑公式看做是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

[35]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资产阶级法权应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人民日报》，1977年12月12日第2版。如果说做好法学研究是人们欲做之事，那么，合格的法学基本概念就是器。这样构成的5+1+1基本范畴体系为实践法学对中外今古的法内外社会规范体系做利益分析、财产分析奠定了比较可靠的基础。笔者做此选定获益于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读。

我理解，从法学基础性研究角度看，其中有两方面的原理今天需要特别关注和领悟：（1）客观事物、实体与相应学科主观逻辑范畴的关系。黑格尔对于作为他那处在唯一一条道路起点的最抽象概念向特殊概念（较具体概念）、个别概念（更具体概念）的辩证运动，做过充分的论述。

如对各方一致看重的权利，不仅来历、身世不明，主体、本质没有合乎当代中国法律实践的说法，连它的指称范围、分类等20世纪上半叶入门型教材都讲清楚了的内容（尽管不一定合理），中国21世纪有代表性的高等法学院校法学基础性、入门型教材中反而找不到了，以致权利到底包不包括权力，我国法律制度中的修宪权、释宪权、宪法监督权、立法权、行政权、军事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到底是不是权利以及它们何以成了权利而不是权力等极普通内容，这类教科书都没有交代。在实践法学中，各种权（权利、权力、剩余权）在马克思所说的第一条道路上蒸发出来的最抽象概念是权，从权向较具体概念上升而来的第一对概念是法权和剩余权，其中前者比后者更重要。

[13]最抽象的权上升到较具体概念位置的是第一批次概念，它们只有两个，即法权和剩余权。因而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

四、结论汉语法学的话语体系，实际上是以核心范畴、基本范畴为骨架的当代中国法学概念体系的通俗表达。他赞同并且认为应当强调权力范畴在法理学中应有的重要地位并专门加以研究。综合评估，当代汉语基础性法学还远未从根本上摆脱百年前形成、与当代中国法律实践很不相适应的传统范式，其中主要是20世纪初期设定的法学基本研究对象、核心范畴和基于它们形成的一些基础性命题。以权力为例：它的主体是公共机构（国家机关是其典型存在形式）、准公共机构。

从形式上看，当代汉语法学似乎是从法律生活的现象世界中确定最基本最常见现象，再用归纳法从被选出的现象中抽象出一个或几个名词作为核心范畴，但实际上只是续用20世纪上半叶的汉语法学的核心范畴权利义务，避开当代中国法律实践，找了些很片面很边缘的理由证明它们在当代仍合用。众多欧洲语言，如德语用Recht、俄语用право一个名词表述法律和权利两种有根本区别的概念，在每一个具体场合只能根据上下文才能区分它到底指其中哪一个。

Tong Zhiwei, Right, Power, and Faquanism: A Practical Legal Theory from Contemporary China, trans. Xu Ping, Brill， 2018，pp.1-35,354-368.[4]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马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以从各种法定之权中抽象出的法权为核心形成5+1+1基本范畴体系。

[34]（2）在汉语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著作放弃法权的译法后，有的汉译德语法学著作和用汉语写作的论著仍然在不说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延续被上述文告否定的不当做法，继续不时将Recht译为法权或在用汉语写作时沿用上述意义含混的法权一词。[32]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资产阶级法权应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人民日报》，1977年12月12日第2版。